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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导师说,你总算学会说“不”了
点击次数:159 发布时间:2018-11-26

还有一个多月,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不少即将出国深造的小伙伴们此时大概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踏上异国的土地了。在文化差异中学会交流,既将成为他们面临的道挑战。

 

原文作者:Roberta Kwok

Punam Amratia 在肯尼亚长大,曾就读当地一所英国学校,后来前往英国攻读统计学学士学位和流行病学硕士学位。无论是肯尼亚还是英国,大家早已习惯了直言不讳。Amratia 说,如果老师对她的工作不满意就会直说, “乱七八糟,回去重做!” 

 

即使面对不同的文化风俗、等级制度、社会预期,选择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必须去适应。

来源: Shutterstock

所以,当 Amratia 在 2014 年开始攻读疟疾流行病学博士时,她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想法。Amratia 在佛罗里达大学就读的个月里,她所在的课题组召开了一次讨论会,探讨一篇她的导师正在审的论文。

 

Amratia 记得她当时直接指出这篇文章是“垃圾”,不应该发表。不同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同事提炼了一些文章的优点,指出了可以改进的部分。 Amratia 的同事建议她圆滑一些。这次会议结束后,Amratia 开始试着收敛她直率的性格。 

 

除此之外,Amratia 在与博士资格委员会成员打交道时也有问题,主要是她不熟悉美国人谈话时提到的一些大众文化。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她的同事们在谈到一档 80 年代风靡的电视节目时有说有笑,而没概念的她只能保持沉默。

 

这样的窘境让 Amratia 很难与这些成员在工作外建立融洽关系,找他们咨询问题更是让 Amratia 尴尬不已。

 

在国外学习和工作面临着很多机会,但一些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可能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包括适应不同的沟通方式,不同的工作场所以及科研制度。导师和年轻的研究员可以通过积极了解彼此的文化以及沟通工作预期来降低误解的风险。

 

对文化差异保持敏感,避免无意间透露出成见也很重要。加拿大伦敦郡的西部大学教学支持中心 (Western University’s Teaching Support Centre)主任 Nanda Dimitrov 写过关于如何指导跨文化研究生的文章,提出不能仅根据学生的背景文化就对学生做先入为主的判断。

 

比如说,来自中国香港富裕家庭的学生和来自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学生看事物的角度会有不同。此外,个人观念也千差万别:Amratia 认为英国人比美国人更直来直去,但别人并不这么想。Dimitrov 指出,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性格,经历以及所在系和学科内的工作文化。

 

有了国家政府和资助机构的赞助,移居海外学习或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 2015 年出版的《联的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迈向 2030年 》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所述,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 1995 年的 170 万增加到 2013 年的 410 万

 

欧洲资助机构的玛丽·居里(Marie Skłodowska-Curie)等项目旨在推广这一做法,向在本国以外学习或工作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从 2003 年到 2010 年,中国政府将留学奖学金数量从不到 3000 个增加到超过 13000 个。

 

根据联的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份报告,为了获得更高学历而出国留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亚,阿拉伯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欧。的受博士留学生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美国招收了全球近一半的理工科博士生留学生,其次分别是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实验室不怎么遇到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芬兰籍植物生物学家 Kaisa Kajala 曾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学习工作过,她表示,“科研场所是高度国际化的地方,人们善于包容不同的文化。”

 

然而,一旦有误会产生就必须要消除,因为对国际学生来说,不消除误会的代价更大。如果研究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国际学生可能面临难以延签或付学费的问题。而课题组带头人可能会误会学生的真实意图,在学生求职时不作积极推荐,甚至决定在该生毕业后不再合作。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领导力,沟通和反馈方式等方面的预期也有很大的落差。位于英国牛津的 Rose Window 咨询公司的总监 Andrew Spencer 表示,“虽然不应该抱有成见,但如果我们不尝试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我们就不能搞清楚行为背后的原因,不能直达误解的根源”。

 

Andrew 负责公司跨国贸易中的跨文化管理和沟通培训计划(合作伙伴包括施普林格-自然)。Andrew 说,在荷兰,人们会不加掩饰地给出负面反馈;而在日本,批评会更加委婉。 Andrew推荐了 Erin Meyer 于 2014 年出版的《文化版图:打破全球商业隐形壁垒》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一书,指出其中有更多例子。

 

不同文化的沟通方式差异巨大。

来源: Hero Images/Getty

文化差异较突出的一个领域是对学生对导师的顺从程度。Dimitrov 说,一些来自尼日利亚,埃及和中国的留学生表示,在他们的祖国学生和老师的地位差异巨大,学生对导师的指示往往全盘接受,毫无争辩。

 

但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位高等教育独立顾问 Theresa Winchester-Seeto 则表示,如果导师来自一个鼓励师生辩论的国家,那他(她)可能会把学生从不质疑的行为误判为对工作缺乏兴趣。

 

中国学生张克顺(音译)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之后就有过这种遭遇。张克顺之前习惯了按老师的意见去做,但“德国的文化鼓励你去争论,去为自己争取”。他现在已经是博士后了,并与人合著了《中国博士生遇到德国导师 : 给博士新生的建议》When a Chinese PhD Student Meets a German Supervisor: Tips for PhD Beginners一书。

 

在导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反驳。比如,如果他认为应该用另一种统计方法分析数据,他会明说。在他博士年结束后,他的导师说:“哇,这一年里你总算学会说‘不’了。” 

 

张克顺还意识到,他应当比在中国读硕士时更加独立地工作。在德国,他抓到一个博士后就会问一堆关于统计方法的问题。为此他的导师敦促他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实在无计可施了再寻求帮助。一开始,张克顺觉得这么操作很困难,但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做事方式。

 

来自中瑞典大学(Mid Sweden University)的辐射探测器科学家 Salim Reza 说,等级制度不严恰恰促进了自由沟通。当 Reza 从家乡孟加拉国到瑞典攻读研究生时,他才知道他不必称呼教职人员“先生”或“教授”;在教授办公室里也无需总是站着不敢坐。

 

这种平易近人的交流方式让他可以随时请教授阐明课题,或指出新的研究角度。Reza 说,“我敢把疯狂的想法告诉导师,导师也会告诉我这个想法好或不好在哪里。”

 

导师还应在学生入组时就提出对他们的期望。2008 年出版的《西方研究生监督指南》The Western Guide to Graduate,西安大略大学教学支持中心)用评分表的形式收录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是由学生还是导师决定等。 Dimitrov 说,学生和导师可以一起完成此表,决定答案并解决分歧。

 

来自克罗地亚的哺乳动物发育生物学家 Davor Solter 同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缅因州担任教职。他表示,作为一位在美国、德国和新加坡都待过的学术导师和课题负责人,自己从未遇到过文化差异的问题。他说,他的实验室成员的原籍国与他们的学术表现无关。

 

众说纷纭

有时候,沟通方式也会造成误解。有些国家经常使用“三段式反馈”——从赞美开始,提出改进建议,后以鼓励结束。Dimitrov 说,有些学生的国家可能不太采用这种形式,他们会认为评论差不多都是正面的,建议可听可不听,甚至可以忽略。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问题,学生可以在和导师讨论后写邮件记录反馈和改进措施,让导师可以澄清学生的误解。

 

Dimitrov 说,相反地,习惯了温和反馈的学生一旦遇到了德国或荷兰这种倾向于直接批评的文化,很容易受到一万点伤害。Dimitrov 建议研究人员和学生找出一种能接受的评价方式来避免分歧。此外,学生还可以和实验室同事分享反馈,聆听别人成功发表文章的激励故事,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化解沮丧的心情。 

 

还让一些研究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学习或工作的国家对待邮件的态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博士后 Laetitia Wilkins 说,她家乡瑞士的惯例是回复几乎所有与工作相关的邮件。Wilkins 说, “回工作邮件可以说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而加州的处理方式则随意得多。有一次她给一名研究人员发邮件请求数据但没有回音,一开始她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对方不愿意合作。她也没有再发邮件询问,因为她说在瑞士这么做很没礼貌。

 

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对邮件视而不见或没收到邮件在美国见怪不怪。如今,如果她发的邮件没有回复,她会几天后再发一次,第二次通常会收到比较满意的回复。

 

其他科学家还发现,每个国家对社交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对来自孟加拉国的 Reza 来说,工作时间通常没有什么茶歇。但在瑞典,他意识到每天参与咖啡休息时间(称为 fika)非常重要。 Reza 说, “我们都超爱 fika ”。一起喝咖啡的机会让大家可以计划社交活动,聆听其它组的进展,探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一些科学家也积极拥抱新环境的工作节奏。来自美国的生态学家 Christine Lucas 前往乌拉圭担任博士后,现在是位于派桑杜(Paysandú)的共和国大学(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的一名教职人员。她发现乌拉圭的同事很善于保持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在她怀孕后,她很容易就把博士后入职时间推迟了几个月;而后开始博士后时,她也能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申请在家工作或减少项目外出要求。在她看来,美国的博士后朋友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同事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发文章的目标也异常艰巨。 

 

无论是迎接国际学生加入,或是前往别的国家工作,科学家都可以通过不妄加批判让过渡阶段更加顺畅。 Amratia 说,人们有时会指责另一个国家的学生“没礼貌”,但“在这些学生的文化中,这不是没礼貌的行为”。

 

研究人员还应记住,自己国家的习俗不一定是的好的。Solter 认为自己的克罗地亚背景很有帮助:“当你来自一个小国家时,你不会要求每个人都按你方式做事。只要没有严重影响实验室的其他人,我并不在意别人和我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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